两谷坨记略（完整版）乙

Asmrr Asmr资讯 2021-01-01 08:01:13 1436 0

　　四、遗忘了的提醒

　　（一）抗击日寇。1940年4月以后，日军大举进犯晋城，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日军所到之处收买汉奸，烧杀掠抢，实行“三光”，罪恶滔天。两谷坨老年人说当年日本鬼子是从小豁后上来的，这与有关官方史料记载日军第一次进入晋城是从河南进来的相一致。日本鬼子在两谷坨烧毁了各村几十间房屋，大批牛、羊、鸡被杀。年轻的妇女们为了躲避鬼子，脸上摸上锅黑躲藏。也有村民被残杀：张氏某女九岁，日本鬼子不避家长在场拖到家中强奸。东院李某到背后大窊的山洞内躲避，鬼子发现后开枪打死，尸坠山崖。两谷坨某女嫁东炼青，见鬼子进村，躲到房顶，鬼子发现后射头身亡……两谷坨人对日寇恨之入骨，在当时的晋城中心县委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人们行动起来做军鞋、捐钱粮，支援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报名参军，村上掀起了抗日的热潮，直到1945年4月27日鬼子被迫逃离晋城。当时两谷坨人传颂的抗日反奸歌谣有：

　　“日出东山落西方，

　　抗日队伍打东洋，

　　一口米汤一口馍呀，

　　抗日队伍吃得香”。

　　“他三婶，他大娘，

　　咱们在家纳鞋帮，

　　做好军鞋送前方，

　　一针一线打东洋。”

　　“党某某当汉奸不是一天，

　　至少也有好几年，

　　乡亲们没有钱粮交，

　　家具被褥他都要。”

　　（二）闹土改　晋城的土地改革是1946年开始1948年结束。两谷坨土改是在1947年。村上组织了农会，世代贫苦的乡亲们组织起来，对地主、富农进行了清算，对他们的土地、财产（留给他们一份）进行了分配。穷人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的封建占有制从此结束。后来组织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翻身解放的欢歌开始在山乡回荡。抗日和土改中，两谷坨的领导和组织者是：石凤林、王子元、李存钦、李凤梧、王守山、张子德等。他们都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同志。

　　（三）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延续了27年。父辈们都在人民公社里奋斗了终身。公社化时实行大队核算，各村的土地按人口多少进行了调整，除李道占外各村都有土地划拔。如东村东沟和青掌口的土地就化归大坪村耕种。那时候大队的管理机构设有党支书、大队主任、会计、贫协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妇女主任。小队设队长、会计、保管（出纳）。那时两谷坨的主要领导有：李凤梧、李连居、王守中等。王子元任调解主任，李连恭任贫协主任，王守山任治保主任，张桂荣任妇女主任，李连东长期担任大队会计。各小队的主要负责人是：东村王守山、李小贵，会计邢正富，保管李洪玉。西村李存温，会计李小四。大坪石风田、郭拽、尚贵财、石荣喜，会计李风格。西庄王守中、王守刚，会计王守义。李道占000，000，会计王廷元。

　　从互助组到公社化近40年，这几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道路。上述这些人都是两谷坨集体化道路的开拓者、管理者。他们呕心沥血为集体事业操劳一生。许多人积劳成疾，每一个有正义和良知的人都会感激他们。他们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得到的是什么？不过那个时代的人只知奉献而不知索取，但他们收获了历史的尊重和怀念。

　　（后来曾在大队任主要职务的还有：李长生、郭拽，尚贵财、李平富、李领头、李友海，徐小米、李候孩、王小丁、尚进柱、李成齐等）

　　公社化的管理体制被取代，但却写在了历史上。大跃进、大锅饭、大炼钢铁两谷坨都经过了。大跃进两谷坨也没有放什么大卫星，没有搞出吨粮田来，没有赶英超美的动人事迹。但在浮夸、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下，队干部们带领人们大干快上，白天晚上连轴转的情况也是有的。如白天收玉茭，晚上深翻土地，男女老少齐上阵，三寸金莲也扛钢锹，把地翻二、三尺深，点着气灯干，晚上还吃夜饭，很热闹，人们也很高兴。记得还有顺口溜：“一张钢锹明晃晃，拿在手中如飞扬，咔嚓一声踩下地，帮助土地大解放。”

　　吃大锅饭，两谷坨一村一个食堂，开始都到大食堂吃，随便吃。吃得好也吃得饱。后来定量，各家到食堂打饭吃，坛罐盆瓮都用上了，质量越来越差，清汤灌大肚。1959年3月大锅饭就停办了，恢复了各家各户的传统生活。但由于大锅饭以前各家各户的粮食都上交了集体，家中没有一点积蓄，生活也都很困难，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吃糠和野菜，到山上采野生食物搞“小秋收“，种地的饿肚肠的情景现在六十来岁的人都经过了。许多地方饿死人，但两谷坨没有。

　　想来也怪，就是在那最困难的时候，各村的风气都很好。小孩上学，大人上地，关门上锁的很少。那时学习东四义全国卫生模范村，队里定期检查卫生，家家户户的卫生都很好。公社化时大队170户，700多口人，是两谷坨人气最旺的时候。两谷坨没有大而公，也算小而全：三所学校150名师生，大坪学校的老师先是刘全如，后来多年是姚中山，石盆河人。两谷坨学校老师王文明，晋庙铺大口村人，现在六十大几的老人都当过他的学生。两谷坨学校也培养了许多在社会上担当责任的好学生。村上有供销社，布匹杂货日用品很齐全，晚上也开门。有卫生所，用药基本不花钱，村医上门就诊。后来推磨有水打磨、钢磨。文艺有自己的上党梆子、八音会，宣传设施，有线广播通各村各户。人们喝着米气面，听着上党梆子，心情也很舒畅。因为大家都一样，贫富乃同等，身累心不累，没压力。在笔者浓郁的乡情里也饱含当年家乡的风情、气正、人和、热闹的情景。

　　那时候村干部的威信高，有号召力，各村人心齐，大队也有凝聚力。在大队的统一领导下，人们捋着裤带干革命，一工才挣一、两毛钱，艰苦奋斗先后干成了两谷坨历史上的几件大事。

　　人们吃住在草谷堆，靠平车、撬杠和镬头，修通了两谷坨到马占村的土公路。这段路一通，晋城的货车就可经两谷坨下山入豫。此后这条路成了经营路，有关部门和大队一起设卡收费几十年，获益匪浅。

　　修成了郜圪答到两谷坨的十里水渠，丹河水爬上高山，盘转九梁十八弯进入大坪。两谷坨新建的两个500立方米的蓄水池，解决了人畜就近吃水问题和沟地灌溉用水。之后再没人到丹河、白水河翻山，爬坡挑水。（后改用凉水泉水）。

　　建成了郜圪答河一机64KW发电站。利用白水河、丹河汇集起来的水资源修水电站，改变千百年来用煤油灯的历史，在当时小山村的经济条件下那是一个创举。是一件艰苦创业、泽被后人的大事。修水电站，要切山凿基数百米，要在湍急的流水中筑堤建渠好几里，要开山取石建机房，要花钱购置设备，工程量和难度都很大。后来有人戏说两谷坨干这样的工程不亚于国家的三峡和济源的小浪底。那时候全大队的男女劳力280人，强壮劳力仅有百余人。施工现场在河南沁阳杨庄大队的郜圪答河，虽离两谷坨各村都只有几里路，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保工期，大家都不回家，住在郜圪答村。伙房扎在郜圪答庙，中午送饭到工地。李玉珠“老楞”的绰号就是当时安排他送饭，工地领导王子元吃饭时发现送的是一个空饭桶，逗得大家轰笑一场，说玉珠是个愣子，玉柱的老愣由此得名。那时一日三餐就是米汤、糊糊、圪答、米气面（外地人叫和子饭）。十天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顿炒烩菜和几样面的馍，烩菜里放上自己在河里逮的鱼炸的鱼肉丸子，参与者回忆说那时吃的真香呀。冬天人们的手都崩了裂子，有的用胶布裹着，有的用烧化的腊滴住裂口，苦战九年，水电站于1977年6月建成送电。建水电站期间，有关方面曾挑起事端，阻挠施工，王文富等为维护我方权益，号召和带领两谷坨男女老少奋起应对，维护了我方利益。有关史料有这样的记载：“1967年8月25——26日，河南沁阳县后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调动四五百民工挑起了阻止晋城水电站建设事件，打伤晋城县民工8人，砸了晋城水电站工程指挥部住处。”

　　两谷坨的老一代人、上一茬人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水电站因下游修电站筑坝水位抬高而停运，但与对方商定“核额供电，节约付现”以弥补两谷坨电站停运损失的协议已经或将永久地成为两谷坨的一个经济来源。两谷坨的后来人应当知道父辈们还有过战天斗地的故事，还建树过泽被后人的业绩。两谷坨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一页。

　　五、能人多，生活能力强

　　两谷坨人建发电站，修水渠、修蓄水池，修公路，重修和恢复古老的水打磨等工程，完全立足于自力更生。除水电站得到当时山西省水利厅老领导李生旺的支持和北京水利学院的技术指导外，均是自己设计、自己测量，自己施工自己安装完成的。

　　两谷坨戏称有72个秃鹫，意思是爱逞能的人多，实际上两谷坨的能人就是多，能工巧匠多。偏僻的小山村石匠、木匠、铁匠、油匠、画匠，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各类人才都有。

　　木匠，能投犁扎耙，上梁捏瓦，做方桌椅凳者东村有李登华、李登富，西村有李生良、李洪祥、张财会。特别是张财会，别看其相貌笨拙，但心灵手巧，石匠、木匠、油匠、绘画样样精通。你想，要没有两把刷子改革开放后他敢到晋城闹市开木作坊？能拿得起锛斧做普通木匠活的就有几十人，如王房、王守刚、李同贵、邢正富、张朝阳、李成功、李全立等，李小富做个门窗户扇什么的也很像样。

　　石匠，老一茬的男人们多数都能拿起锤钻来。能当匠人包工揽活的也不少，如王守刚、李同贵、李棉贵、李洪祥、李登富、李保珠、李成功、尚生福、王宿川、李居财、尚贵财、尚丑孩等不胜枚数。大坪村的老石匠石作斌，是锻磨的高手，过去村上谁家的磨“不快”了都找他，他不要钱，赶上顿头吃碗便饭。在石匠里头造诣最深的要数大坪的孔乌计了。他的细钻门墙、门礅，图案精美，凿痕细腻，。他碫的油槽能和古人的媲美。他碫的捣蒜用的石碓臼，可以当工艺品收藏。他用荆条编的篓、筐、篮、荜都十分精美。笔者家中还留有他编的馒头大的小圆篮挂在墙上供欣赏。外号“老铁匠”的石作林，会打造各种农具。韩小旭小时候曾拜师学艺，也能掌钳开炉，打个铁锹、攫头不成问题。

　　不光土木建筑有能人，其它方面也有高手。当年的农业社就是一个演技场。干农活各村都有高手。这里仅举一例，东村的李登富，他束牛执犁，摇蒌撒籽，割不梢熏粪，锄地垒塄样样干得都出色，生产队时绰号就叫 “老玩家”，就是老把式的意思。种地的学问大着呢，有道是：三年能学成一个手艺人，一辈子也念不完种地经，学不成一个好把式。家乡盛产柿子，要用硬柿做成柿饼（干柿）过程很复杂，最不好干的是“抡柿”，就是把柿子去皮。拿一个硬柿子扎到固定在长板凳上的铰车上，一手转动铰柄，一手拿着“抡柿铇”，放在柿子上刮皮，把柿子皮去得干干净净。这个活很难做，柿要硬，手要快，技术要娴熟。但有的一晚上就能抡上千斤。纺花织布是解放后传来的新技术。要把棉花织成布（白布、花格布、柳条青等）需要多道工序如：轧花、弹花、纺花、拐线、浆线、崩线、落枂、经线、引线、上柱、穿阵、上机等。好学的妇女们都能掌握这套技术。但有高手。三天能织一个小布（三丈六尺）的如李连梅、李连清、李棉香、李葡萄、王守英、张改香、李松、王松、李凤、姚扁、王棉、新鲜、李纽香、李娇等。现在60多岁的人当年算年轻一茬的织布行家也不少，如：如贺银凤、李桂花、石大七、刘白女、李石榴、李苹果、王双楼、石菊义、张小补、李玉梅、石纽纽等。

　　说到两谷坨的能人，还不能落下邢正富，否则就如同割谷没带篓，犁地没赶牛，扬场木锹掉了头，能行吗？他性格开朗，乐善好施，热情助人，他手灵巧，爱动脑，又勤快。他会剃头理发，本村、邻村有些大人小孩多年都找他。他会配钥匙开锁，人们有事就找他。他会“小炉匠”，谁家的锅勺瓢盆破了也找他补。他能把铁板铝片砸成勺子、盆儿和锅盖儿，他会掌鞋、修缝纫机、刻图章，他能用牙刷把儿刻成手链、刻成戳。唱戏他能拉胡胡，木匠活他也干得差不多，人送外号“十二能”。

　　秀鸟觅高枝。当年河西公社就有传言“进了公社院，到了两谷坨”。说的是河西公社两谷坨的人多，让两谷坨接管了。是的，一段时期公社的人大主任、中心校长、会计、秘书、教师、话务员都是两谷坨人。如：张恩山、王文富、李太保、李林珠、石作祥、李财富、石小白、李成立、李和平、李卫平、张有财、李有权、李让果……有的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这块热土，有的后来到了市、县政府部门供职，有的到了其他行业，都是佼佼者。

　　六、家乡的八音会

　　此刻，八音会演奏起来应山回响的情景萦绕耳畔，演奏者专注的神情和舞动的身姿犹若眼前。

　　八音会是长治、晋城一带一种特有的民间乐器演奏形式，也是本地区的主流乐种。两谷坨八音会是这个主流中的一朵小小奇葩。

　　八音会历史悠久，大约发展于元明之际，兴盛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八音会什么时候在两谷坨兴起，据有关资料推测至少已有三、四百的历史。长治县西南呈的铜乐器生产作坊是清初创建的，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这是八音会兴盛时的产物。所谓兴盛，是八音会村村社社都普及的时候，两谷坨八音会应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八音会是民间吹打乐，但“八音”二字取之古乐意。《三字经》曰：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说的是古代把制做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匏瓜、粘土、皮革、木头、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

　　两谷坨八音会留给笔者的是50年前的印象，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后我就离开了家乡），是以老鼓（堂鼓）、板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老海、小海、笙、呼胡、二胡、笛子、梆子合奏的交响乐。

　　两谷坨八音会能演奏的曲调很多，回忆起来的有：长流水、忽雷炮、三拔通、十大番、十小番、十样景，印象最深的是“盘头”：“乍，呛令呛乍，呛令以令呛乍，呛令呛令齐，令齐令，呛令呛令齐令齐令，呛令乍乍以乍乍――”铿锵有力。打击乐和管弦乐交叉演奏的还有节节高、戏牡丹等。

　　八音会是家乡男女老少的“阳春白雪”，但和者弗寡。

　　八音会的各种乐器都蕴含着精妙的技巧，非下苦功夫练习而难成。“三冬三夏木头说话”，说的是学丝弦的难度。八音会既火爆热烈，又委婉细腻优雅动听，它曲调丰富，可应事演奏。逢吉庆典和丧白祭奠，祭鬼祀神都离不开它。

　　八音会是家乡的文化盛宴。“听到家伙响，心理就痒痒，看着八音会，解乏又驱累”。这种文化能够激励人们的情怀，荡涤人们的心灵，统一人们的志趣，增进人们的情谊。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两谷坨东村、西村、大坪都有八音会，由于编导者审美和安排乐曲的不同，演奏各具特色，但都十分精彩。我印象西村的要更好一些。笔者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上一辈人和同一茬人的演奏。东村老一辈的掌鼓板是李存智（小名叫毛，人称毛老家），大锣是张朝阳，小锣是李连芳。同一茬人的掌鼓板是李武群，拿其它家伙的有李成功、韩小旭、小公平、李满贵，小一点的还有王锁柱。吹拉的老一辈有李存格、李洪玉、邢正富，同一茬的有王围珠、李满贵、王旭川，小点的有李先进等。

　　西村的八音会笔者的印象是现在60－80岁这一批人：李洪祥、李洪瑞、李同贵（三人是同胞兄弟）李长水、李太保、李保住、李平锁、李小红、李长富、李聚德等，掌鼓板老一茬是李洪瑞、同一茬人是李长富，李洪祥吹唢呐和笙。其它演奏者依稀还能记得，但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我自己感觉西村的八音会要好一些，是几十年前年轻时的感觉。那时感觉他们的人员配备较整齐，人选亦适当得体。像不像三分样，唱戏看“装口”，打家伙也是一样的，他们演奏的“座派”和架势都很好。如小田贵（李洪瑞）的打鼓，鼓锤飞舞，动作多变，自然优美，感情饱满，引人入胜。他打起鼓来擂重鼓，打边鼓，刮鼓钉，下眼鼓，施巧鼓，刹急鼓及行进中的碎花鼓交叉演奏，就像一个杂耍艺人。现在还能想起他打鼓时的姿势和表情。李长富打鼓和小田贵一路，也十分优美。西村的八音会肯下工夫，比较娴熟，内涵更丰富一些，用现在的观点看，文化品位要更好一些。

　　大坪村的八音会笔者所见演奏不多，据说也相当不错。老一代掌鼓板是李风格，同一茬人打鼓的是李罗。30多年前探家时恰遇其为婚庆演奏，他双鼓锤从耳侧举过头，左右肩歪头轮换击打的技法，特别粗犷豪放，令人叫绝。他这就是创新，艺术的前途在于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大坪八音会里老一代和同一茬的骨干有：孔广德、李风格、尚堂、石书宝、石书中、石拴财、李罗、李洪文、尚丑孩等

　　现在八音会已经凋零，这是山乡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与文化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呼唤很不和谐。

　　现在各村已经凑不齐一班完整的八音会。但逐步摆脱贫穷的人们对文化的渴求、对传统音乐的向往不减当年。现在村上喜庆祭祀所用八音会，都是花钱外请，多是花钱落个不满意。笔者常想，旧社会单干八音会能兴盛，现在“单干”八音会怎么能消失呢？是今昔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人们谋生领域的拓展？想来还要归结于家乡发展变化的缓慢。如果家乡富裕了，两谷坨变成了华西村，（中国第一村人均年收入12万）还愁没有八音会？